突破台灣的外交困境
王能祥(2013年1月於華府)
台灣主體意識(又稱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好像不甚重視外交，也不太借重海外台僑的力量。相反的，國民黨歷經兩蔣，以迄馬英九，一直高度運用外交策略，以鞏固它的存在。
至少，自從二次大戰起，蔣介石就高度運用外交招數，派遣頂尖外交官如顧維鈞坐鎮華府。1949年以後，既然失去中國江山，更必須靠外交招數。於是加派宋美齡，令中國無法跨海奪取台灣。馬英九的外交策略，則側重中國這一籌碼，積極討好中國，跟中國唱雙簧，逼著美國忙於走在愛與恨的邊緣。台灣本土政治人物只關心選舉，漠不關心美國，以至於有時候，令美國認為「不聽話」，而就台灣利益，放棄誠可惜，不放棄則受「不聽話」的氣。雖然這是一般局外人的觀察，我的觀察也是如此。40年前，我因為一心一意想藉著民間外交的策略，挽回失去聯合國席位(1971年)以及失去美國對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1979)的困局，日夜思考又行動，時刻喚起美國民間以及政府對台灣的熱情。今天美國民間以及政府這樣的熱情是否尚存，我是持懷疑態度的。
1965年，我去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攻讀政治研究所。到達Kansas不久，我發現蔣介石為了其政權的生存，很重視外交，而且選派第一流外交官蔣廷黻掌舵聯合國事務。同時蔣介石也對他個人政權在國際上的形象很敏感。
在政府外交方面，蔣介石特別重視在聯合國的攻防戰，而製造所謂「漢賊不兩立」的口號，大肆宣傳。所謂「漢」，就是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所謂「賊」，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此時期，所謂「賊」，以勢如破竹的驚人速度逼退「漢」在聯合國大會以及安全理事會的席位。面對「賊」的攻打，「漢」則毫無招架之力。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終於通過「中國(China)」的席位，從此由「賊」來取代，也終結了「漢」在聯合國一切活動。這有多可怕呢？至少我們目睹台灣發生一次極大規模的移民潮，人們爭先恐後地移民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或大洋洲的澳洲、紐西蘭；不然就是移民北美洲的美國或加拿大。轉瞬之間，其恐懼程度猶如台灣末日已到。
蔣介石為了遏止這山洪、雪崩、或海嘯一般的空前政治危機，於是乎製造了「自由中國(Free China)」的國際形象，組織「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由其夫人蔣宋美齡親自領軍。在大學校園則成立一個外圍組織，叫做「中國同學會(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大聲喊出台灣等於「自由中國」；占據聯合國席位的等於「赤色中國(Red China)」，用這種偷天換日手法欺騙美國大眾，同時維持政府與政府間的正式外交關係。當民主黨的新總統，即卡特總統(President Jimmy Carter)，上任的時候，認為這種不老實的外交關係應該立即結束，而於1978年12月通知蔣政權，片面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此通知於1979年元月生效(按：片面斷交生效之日，美國與中國又簽訂第二次「上海公報」)。隨後台灣又發生一次更龐大的移民潮。
既然外交戰場一敗再敗，影響所及，蔣政權只好鬆綁白色恐怖，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廢止萬年國會，默認民進黨的誕生，最後接受政黨輪替的訴求。凡此種種局勢的演變，都指向民主的目標，結束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威權統治時代。這些演變，對台灣人民而言，都是值得慶幸的。
為什麼這些演變會發生呢？親國民黨的人說，因為蔣經國厚道，願意以開明治國。民主運動人士則持不同看法。他們說，因為台灣內部的民主聲音強迫蔣經國非讓步不可。兩邊各說各話。在這各說各話之中，沒有幾個人跳出來說，海外台灣人一波波的外交突破，帶入台灣，使許多不可能的政治變數變為可能。
48年以來，我一直是站在美國從事民間外交的尖兵。我認為有責任為海外台灣人對台灣的外交貢獻說幾句公道話，並為過往或尚健在的海外領袖給予肯定。這些領袖包括郭雨新先生、黃彰輝牧師、彭明敏教授，黃武東牧師以及陳隆志博士。他們的貢獻倘若被歷史埋沒，我覺得不公平。其實這時期，台灣人許多菁英都流亡國外。尤其是去美國留學或流亡美國特別多，這就是當時最流行的一句話：「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他們的熱情、智慧和獻身，在台灣處於變局的時候，犧牲自己的青春、家庭與幸福，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母國──台灣的安全與民主化。他們的作法是，不斷地以民間外交的手段，達成他們回饋故鄉的目標，就是確保台灣同胞和他們後代子孫的自由、民主、人權與長治久安。
談到此時期在美國從事民間外交的手法，主要有三大模式。分述如下：
第一種是組織群眾。以運動方式，把正在大學攻讀學位 (如學士、碩士、博士)、從事博士後研究、以及已經在社會上謀職的台僑組織起來。一有機會就到大城市，例如：華府、紐約、洛杉磯、舊金山、波士頓、休士頓、芝加哥、西雅圖、亞特蘭大等，分發傳單、舉布條示威遊行。這種模式在1979年余登發事件爆發時，首次傳入台灣。今天成為主流的群眾運動模式。
第二種模式是推派代表。組織推派代表人物到國會、國務院、白宮等，面對面和美國政府官員以及國會代表交換政治心聲，然後舉行聽證會，最後完成立法，由總統執行。這種代表人物包括郭雨新、黃彰輝、彭明敏、黃武東和我。這種模式最早的是在Kansas State University舉行的聯合聽證會。我於1965年10月以台灣學生代表的身分出席辯論。顯然我當時的辯論受到聽證會的肯定，因此贏了這場聽證會。其結果是台灣同學會變成校園承認的社團，中國同學會變成不被校園承認的社團。這種演變，令中國遊說團迅速關閉，因為各大學校園不再承認「自由的中國」，轉而承認「白色恐怖下的非自由台灣」。1977年5月，美國眾議院舉行「台灣人權聽證會」。從此，台灣進入追求人權的新時代。1979年2月，更進一步，國會不但參眾兩院同時舉行「聽證會」，其後續行動是以國內法形式制訂「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從此，美國正式以國內法的架構，主動介入台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以及人權。在國際上，則以準領土地位予以台灣實質上的保護。我們今天仍然繼續在此架構下，接受美國時代和平、安定的生活。
1994年，眾議院舉行台灣媒體聽證會，催生了今日的民視電視台。過去由國民黨一黨獨占的媒體，從此變成藍綠媒體對抗的新時代。同一年，柯林頓總統主動提升對台灣的實質外交。這包括提高官員對話的層次。以往只能及於助理國務次卿，現在則可以及於部長層級。這是否與我多年來不斷和柯林頓總統以及他的幕僚懇切溝通有關，我不知道。至少前四次聽證會(即1965、1977、1979與1994年，共計四次。其中除1965年的聽證會在Kansas州立大學舉辦，其餘三次都在美國國會。)，都由我去勤跑之後才舉行，則是事實。
第三種模式是勤寫文章。即勤寫愛台、保台的文章或參與筆戰。這種文章必須是激情的、一針見血的、大公無私，並且能喚起大眾良心與良知。在這方面努力最有名的包括：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的「台灣自救宣言」、陳隆志著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以及陳隆志與其師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教授合著的「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一書（1967年出版）。
我另外舉一個個人努力的例子。1971年底，聯合國驅逐蔣介石政權不久，一向親台灣本土人的哈佛中國問題研究最資深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s)在紐約時報刊登一篇有關台灣人運動的文章。其文大意是說，台灣被中國拿回去是時間的問題，也許很快。台灣人不用再搞運動了。
讀到這篇文章，我滿腔怒火，趕緊寫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加以反駁。該文在報紙登出，被當時一位研究日本問題最資深的哈佛教授─賴紹華(Edwin O. Reischauer)看到。他立刻來電說，他已經將我的文章轉給費正清教授看，他又建議我把文章寄給當時兩黨總統候選人，以及寄給美國保守勢力第一號才子巴克禮(William F. Buckley, Jr.)。不久之後，我收到麥加文(George McGovern，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親筆來函，他說一旦他當選總統，將安排和我討論美台政策。可惜這一會晤未能實現，因他並未當選。後來，我又收到National Review(美國第一號保守雜誌)總編輯來信，說他已經看到我的文章，並將我的文章轉給該雜誌的發行人，也是當時擔任尼克森總統高級顧問的巴克禮。那時巴克禮因尼克森總統同意與北京簽定第一次「上海公報」(按：第一次「上海公報」於1972年2月28日簽訂)正隨行尼克森總統在中國上海訪問，他特地從上海用電文指示雜誌社總編輯，將我的文章以客座專欄刊登。
我用類似熱情的做法，每兩週完成一篇文章投稿，分別寄給各地上百個報社。報紙刊登出來之後，再剪報寄給國會議員，以期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正面臨極險惡的政治困境，進而從中尋求幫助。這種做法就是我從事民間外交的特色。這樣的做法讓我結識很多國會議員。我猜這就是為什麼郭雨新一到美國，他不找別人，卻找我擔任他的首席助理的主因。
最後，我想跟各位共同思考三個我最在意的新觀念、新思維。我覺得這三個觀念應該積極普及化，而且持久化。這樣台灣的長治久安必更有把握。
第一、 積極追求「政治取向」。即由過去式的「經濟取向」，迅速轉入未來式的「政治取向」。「經濟取向」就是顧肚子溫飽；「政治取向」就是顧個人與國家的尊嚴，又顧國家的安全。後藤新平(日治時代第三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中肯的評論：「台灣人怕死，愛錢又愛面子。」這是過份經濟取向的不幸結果。政治取向之後，人就比較不愛錢，不愛面子，也較不怕死。政治取向到家之人，必也能夠把持得住原則，不隨便被動搖──特別是防中國人奸詐之伎倆。中國13億人口，大家要分塊餅，想要分的到，勢必學會「偷吃步」，置他人死地而後自己生。台灣2,300萬人口，大家要分一塊餅，台灣人就會禮讓給別人，心想我再去別處得一塊即可，因為「台灣錢淹腳目」。這就讓本土台灣人多數性格善良，不好爭，以致很難防範中國人的陰謀詐騙和野心。
第二、 加倍追求智慧，適可而止追求知識。知識的增廣，使人想多瞭解「事實的真相」。由於台灣人一向追求知識，彷彿知識可以跟智慧劃成等號。因此，要求真相的呼聲特別響。一旦了解又怎樣？頂多增加學者之間爭辯的題材。這也就是為什麼布希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喜歡開玩笑地說：「長春藤(Ivy League)」博士班高材生可以充當高級顧問，我這個大學部畢業，成績平均"C"的，則可以向他們發號施令。」
智慧就是靈活，就是變通，就是聞一而知十。智慧又是未卜先知，又是自信，又是把握，又是堅忍。智慧學到家的人，即使知識面不夠大，也能把握機會突破、創新、改造。這種能力的培養，正是未來台灣人必須努力以赴的。否則遲早會被13億以政治過活的中國人吃得死死的，然後認命。認什麼命呢？認一輩子被外來強權殖民的命。這一點我不服氣。我希望今後台灣人更努力追求智慧，才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而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第三、 最好把今後台灣生存的重心定位為外交，而不是內政。蔣介石很清楚這個道理，他選派兩位外交及內政最資深的人物─顧維鈞和蔣廷黻，替他把關政權。他又請他的夫人─宋美齡縱橫於白宮與國會之間。蔣政權在美國的大使館則由顧維鈞長期把守；蔣廷黻則一直把守聯合國。蔣介石死後的駐美大使，則一直派不出或者不願意派出如顧維鈞或蔣廷黻這種資深才子。難怪外交部迅速變為「絕交部」。我不知為什麼台灣當局不再選派更優秀人才來把關美國。這是執政者不了解台灣地理位置特殊，台灣的生存極大部份要靠美國。今天台灣在美國的民間外交也失去如郭雨新、黃彰輝、彭明敏等大人物來領導，難怪台灣對美國的民間外交已經沒有七○年代、八○年代，甚至是九○年代的氣勢。台灣必須重整外交陣勢。FAPA的制度化使外交平民化。這是值得慶幸的。可是外交也講究領導者的聲望，如果不培養優秀民間外交領導人才，一味相信建立制度，我想台灣的外交前途可能會原地踏步。這肯定不是台灣人民之福。
以上介紹，我們能夠得到一個結論。外交，以及時又富有創新的努力，肯定是保護台灣，提升台灣疆土安全化、政治民主化主要的一環。我一直認為台灣的外交，對台灣的生存太重要了。其實，運用外交以確保國家的生存，猶太人做得最好、最徹底、最成功。猶太人不到一半生存於他們的祖國──以色列。超過一半卻分散於世界各地。這分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有絕大多數定居在美國。以色列週邊環繞著日夜伺機想消滅他們的阿拉伯國家，以色列人必須人人皆兵。海外猶太人更要配合祖國以色列的外交政策，隨時以外交保護祖國的安全。當祖國以色列告急時，海外猶太人立刻總動員，傾全部人力、物力和公關投入以保護祖國度過難關。這種模式應該是台灣人求長治久安必須學習的。因此，台灣要保得住，不單單是靠軍事、不單單是靠經濟、不單單是靠政黨政治，而更重要是靠民間外交的積極運作。
數十年前，無遠弗屆的台商，邁向世界創造了經濟奇蹟。大家認為只要經濟做好，台灣就沒有問題。可惜，後來台商把目光轉向中國。以為十幾億人口之中，只要每一人買一支牙刷，台灣就富國強兵了。這種天真想法，讓進入中國做生意的台胞一夜之間降為「呆胞」，後患無窮。
過去認為只要靠徵兵制度，台灣可以維持60萬大軍。今天呢？誰能保證台灣與中國一旦打起來，槍彈飛向敵人或是自己同胞？過去認為實行政黨輪替，台灣就能享受民主化的果實。是嗎？若然，為什麼馬英九一直在朝，陳水扁一直在牢？
我們應該積極強化民間外交，學習猶太人的模式。團結海內、海外的台灣人，一致提升民間外交的品質，一致參與民間外交的行列，珍惜今天美國對台灣良好感情，繼續加強台美外交，這才是正道，也才是台灣之福。假如因此嘉惠美國，又有什麼不好？願大家深思，一思再思，提出創意，實踐創意，共同維持台美外交。也只有如此，台灣在面臨「笑面虎」中共的「軟土深挖」時，才不致於一覺醒來，發現台灣到處飄揚著五星旗。這是我最最擔心的事。至於如何加強台美外交的詳細策略，請參考張文隆編著「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又參考拙文「繼續加強台美外交」,以及拙作「前進DC國會外交開拓者：王能祥八十回憶暨台灣前途文集」等。願大家一起來突破今後一波波的外交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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