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加強台美外交
王能祥發表於華府(2012年12月)
一、瞭解如何做外交
台灣因地理位置特殊，其生存極大部分必須仰賴靈活的外交。生存於島上的國民，人人應該具備深厚的外交知識與外交智慧。做外交和做學問的道裡沒有兩樣，只是輕重緩急有差別。做學問要由平面(即瞭解知識)開始，然後一步步進入立體(即靈活智慧)，最後達到球型(即創造神入)的層次。做外交亦然。一般學校只教平面，極少步入立體，欲達到球型則免談。為什麼？俗話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教師。」所謂球型神入的層次，多半就是哲學家所追求立功、立言、立德的聖人層次。例如：諸葛亮就是達到立功的層次、孔子就是達到立言的層次、而耶穌和釋迦摩尼則是達到立德和立言的層次。
其實，人生時常遭遇逆境與危機。危機和機會又是一體兩面。唯機會瞬間即逝，當它忽然來臨時，必須緊抓不放。而當逆境來臨時，也必須想辦法將逆境轉化為順境，化危機為轉機。這一種成功的經驗累積一多，將必昇華以致成就大事、改變環境、創造文化、締造文明。如期望成功把握機會，成就大事，平時就應注重自我修練，立志充實自我的四力─毅力、智力、體力、以及心力。牛頓(Sir Isaac Newton)看到一顆蘋果掉下來，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這絕非偶然，他必定幾十年修練自己，充實四力，才能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做外交和做科學一樣，唯從事外交相當講究團隊合作，因此除四力外，還要增加一力─群力。如要成為一個傑出的外交人員，平時必須修練自己，充實五力(毅力、智力、體力、心力與群力)。當外交上面臨不可預測的困境，平時已經修練此五力到家者，必不對逆境低頭，反倒鎮靜迎接，奮力突破。這就是從事成功外交之道。
談到政治與外交的層次，初學者只能涉入喊口號的知識層次。我們不少人會背熟：(1)戒急用忍；(2)生命共同體；(3)政治認同; (4)維持現狀；(5)住民自決；(6)主權獨立；(7)永續和平等。好像背熟這一些口號就是懂政治及外交了。其實這只達到研究政治及外交的第一步。這好比音樂系學生進入音樂系就讀，必定瞭解Do Re Mi。
台灣學校盛行知識的傳授，至於智慧的傳授，亦即立體的層次則不多。因為立體的層次打分數就難免參雜老師主觀的成分。欲避免老師主觀的不公，學校就以制度化將學生分數儘量依客觀的平面去評分，好讓老師免遭責難。結果導致台灣教育平面知識的追求是一流的，立體智慧的追求則不如西方國家。這就是為何台灣的教育制度下訓練出來的學生做法、想法比較僵化；而西方自由社會訓練出來的大都思想發達、創造力豐富。
做政治也好、做外交也好，我們不能以懂得知識與智慧而滿足，還應追尋進入球型神入的層次。懂得此層次的人有圍棋十段、有世界杯棒球賽的投手、有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有三十年前的郭雨新，還有今天美國的歐巴馬總統與柯林頓夫婦。台灣的政治以及台灣的外交預期在列強對峙的矛盾中生存，台灣政治家應該發揮高層次政治外交智慧；台灣人民並應該鼓勵及支持具有高層次智慧，甚至於進入球型神入層次的優秀人才去追求從事政治外交。很可惜過去台灣的優秀學生不是讀醫科就是工科，較少第一流的學生攻讀文法商科，因此極難有懂得球型的傑出人才出來領導台灣。
二、台美外交的回顧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台美外交正式於1949年登場。這一年蔣介石和他上百萬的支持者被毛澤東集團趕出中國本土的政治舞台，逃難來到二次大戰結束後，以軍事佔領身分經營不到四年的台灣。為恐共軍跨海消滅他們，在台灣實施恐共國策，「寧殺一百無辜，也不漏掉”共匪”一人。」對外高舉自由中國(Free China)的旗幟，組織了「China Lobby(中國遊說團)」，團長就是蔣宋美齡。她以流利的英文與美色，縱橫於白宮與國會之間。在美國的校園裡，則組織「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中國同學會) 」，幫她從事國民外交。1950年代後期，有台灣本土意識的台灣留學生則另起爐灶，組織Formosan Student Association(台灣同學會)。由於此為地下組織，一直得不到校方正式的承認。筆者於1965年9月去Kansas State University攻讀研究所。同年10月，於聽證會中辯論成功，讓校方批准台灣同學會的合法地位，並同時否定中國同學會的合法性。自此形成骨牌效應，美國校園裡的中國同學會漸漸被台灣同學會取代。
「自由中國」的外交招牌隨著蔣宋美齡影響力式微，中國遊說團迅速關閉。代之而起的便是台灣留美學生以及學成留在美國從事政治鬥爭的一群認同台灣的青年。我們極力向美國輿論以及美國政界控訴「自由中國」既不自由，亦非中國(“Free China” is neither free, nor China.)。同情者日眾，我們的勢力水漲船高。1971年10月25日蔣政權被聯合國逐出其席位。台灣內部人心徬徨，蔣家支持者也失去生存信心，台灣發生龐大的移民潮。蔣政權為鞏固其統治，貫徹恐共國策。一旦抓到「共匪」或其「同夥人」一律格殺勿論。此時期政治上最令人憂慮的莫大於人權保障降到谷底。筆者於1977年5月在美國國會舉辦「台灣人權聽證會」成功。從此，台灣進入人權保障的時代，而所謂「共匪」除非是真共匪，否則被抓到痛打之後，「皮痛肉痛，心不痛」，最高判決有期徒期，隨時等待減刑。
就在此時(1977年)，郭雨新先生出現於美國首都華府。他以一顆熱愛台灣的心、傑出的政治智慧與組織力，以及在台灣領導民主運動幾十年的聲望，很快地集結一群台美青年(即在美國謀生的台灣青年)。郭雨新在台灣的追隨者見郭雨新先生在美國的努力，激起其愛自由、愛鄉土的決心，冒著生命的危險，勇敢地與蔣政權正面衝突。然而，他們的衝突迅速被制服。郭雨新一夥人則將蔣氏政權在台灣恐怖事件予以國際化，去國會、國務院，又向輿論界告狀。中國遊說團看到大勢已去，只好用籠絡手段收買人心。其中包括要筆者擔任中國遊說團副團長，被筆者嚴正拒絕。從此，郭雨新列入台灣調查局海外第一號國家級「匪徒」，筆者列入第二號「匪徒」。這種手法反倒讓郭雨新以及筆者的民間外交政治資本更為鞏固。
卡特總統(President
Jimmy Carter)片面與台灣斷交時，郭雨新團隊於1979年順水推舟，參與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成功將台灣置於美國準領土地位：「台灣一旦出事，第七艦隊就主動來台灣海峽維持秩序。」這一架構已經維持了三十多年，台灣的局勢也相安無事。這就是台美外交的現況，而吾人應該全力確保此一架構的續存。因此吾人不難理解，就台美外交而言，維持現狀就是智慧的抉擇。
三、展望台美外交
綜上分析，吾人發現，強化台美外交是過去、現在以及將來台灣生存之大福。懂得此一道理的人不算少，願意付出精神、智慧、以及力量去珍惜的人卻不多。這種落差導因於三大問題同時存在。
(1)
在教育制度上，台灣一直重視以考試取才，以考試定高下。後來這一文化演變成以客觀公平評分的知識文化，而貶低以論說評分的智慧文化。學校鼓勵學生以知識取向的背誦；填鴨式的補習班到處林立。過去的論說題，改為「是非」、「填充」、「選擇」等填鴨式考題，以期評分上的客觀與公平。結果學生在平面式知識層次急速提升，立體式智慧層次卻相對下降。
(2)
本土台灣人之間又產生另一個錯誤的觀念，誤以為生活就是經濟。經濟上的安定，就是生活的保障。因此，普遍家長鼓勵兒女考大學選擇科系時，盡量選擇醫科或理工科。只有數理天分不高的，才退而求其次考文法科系。在台灣的「外省人」則不同，他們深懂生活不但有經濟的成分，更有政治的內涵。其實，生活的保障，政治重於經濟。在這錯誤文化背景之下，哪能期待一流的台灣青年從事高層次的文法工作？或從事高層次的政治獻身？
(3)
西方式教育重視思考。每一個人從小灌輸培養智慧的能力，這明顯與台灣不同。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出生的台灣人子弟，很多被父母送去補習班補習，因此學校的考試成績多半優於美國人子弟。然而，一旦出社會後，這一優勢便漸漸逆轉。台灣人這種從小不求長遠的智慧，但求現成的知識，既然從小根深蒂固，長大後亦很難調適。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因為長久負起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國家資源消耗很多。就在這一時期，中國以廉價勞動力登上世界勞動舞台，其經濟迅速起飛。即使共產體制依然高壓，卻給予台商特殊的投資優惠，使得數以萬計的台商蜂擁赴中國投資。不數年，老謀深算的中共政權露出真面目，台胞一夜之間降為呆胞，極盡凌辱與剝削。考其原因在於台灣人一向以經濟取向過活，中國人一向以政治取向求生。當政治取向停留在嘻皮笑臉階段，經濟取向則天真地一步步陷入政治取向的泥沼裡。當政治取向認為時機成熟可以將經濟取向的經濟利益一掃而空時，立即祭出莫須有罪狀或藉口，讓絕大多數台商人財兩空。很可惜，被害人一方面礙於面子，他方面怕中國追打，多數不敢道出被害實情。這就讓島內一些跟隨蔣家班的第二代，如前副總統連戰等人追求特權，去朝貢中國，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不論如何，只要中國對台灣的併吞野心存在一天，跟中國握手言歡，就是認敵為友，就是不聰明。
反觀台美關係的演變，1945年以來台灣進入美國懷抱裡，猶如1895年到1945年台灣被日本佔領。其中最明顯的是，台灣納入美國國防體系之中，美國協助台灣經濟起飛。台灣的知識份子則普遍渴望實現美國的立國精神與民主價值觀，台灣留學生絕大多數傾向美國，台灣文化上也迅速親美，例如：學校加倍重視美語教學，以及美國變成台灣人移民與觀光的最愛等等。尤其重要的便是在1979年美國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以國內法的架構改變台美關係。國防上台灣屬於美國第七艦隊保護範圍，移民上從中國分別出來，單獨給予台灣兩萬名移民配額，現在又開放護照免簽優惠。政治上則護航進步勢力挑戰蔣家班一黨獨裁。如今台灣經濟上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政治上全面民主化。這一切的一切，應該感謝美國時代來臨之賜。而加強台美外交應該是最佳政治選項。
如何加強台美外交呢？
第一、立即終止陷入中國的圈套，立刻禁止政治人物向中國朝拜。相反的，積極尋覓與美國合作。其實擴大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正是中了中國的陰謀毒計。中國自己反美計謀很難得逞，轉而暗中設計台灣政治人物反美，這是台灣人民要謹慎提防的。
第二、勇敢喊出「維持現狀」。日治時期「維持現狀」等於默認日本殖民。在蔣家班「接管」台灣，「維持現狀」就是接受國民黨之萬年國會，永久戒嚴，以及「自由中國」的虛構糖衣。今天「維持現狀」就是接受美國時代，接受以「台灣關係法」主動介入保護台灣，包括台灣政治、台灣軍事、台灣經濟以及台灣外交。不此明察，一聽到「維持現狀」的口號，便固執地無理反對，而提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言論或行動，反對美台之間互動的基本利益，以至於削弱美國對台灣一向親善的政治情感。這有如五十年前菲律賓反美情緒高漲，終迫使美國退出菲律賓。今天呢？他們則苦苦哀求美國回頭。反觀戰後的日本卻與美國比較親善。過去日本認為美國是他們不共戴天的世仇，今天呢？日美關係卻是相當友好。德國也是。德國過去也認為美國是世仇，今天德美關係則如膠似漆。假如有一天親中政治人物在台灣製造反美，以致於台美關係完全破裂，台灣前途是否有菲律賓的福氣回歸美國保護？筆者是持懷疑態度的。
第三、鼓勵有遠見者，如故郭雨新先生，將他的心思和精力加倍投資於改善台美之間的感情。好比圍棋高段者不會滿足於地方性的比賽，會勇敢挑戰全球性大賽，逐步晉級，亦即進入智慧的頂峰，甚至於跨入神入創造的層次。有了深謀遠慮的先知先覺者參與掌舵台灣未來對美國外交的親善關係，台美外交必定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台灣的長久安全才能確保。
第四、兩極時代(1945-1989)的一極，即蘇聯集團，其解體崩潰不是來自外在的侵略，乃是集團內部自動放棄共產主義。在政治上朝向民主政治，在經濟上改採資本主義。因此當俄羅斯人民於1989年走上街頭的時候，整個東歐共產國家則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的本性，以為可以通過教育、通過政治的領導，將人類行為改變過來，無私地為共產黨成為獨裁者的利益服務。中國共產主義創始者之一鄧小平也懷疑以共產主義追求發展經濟是否還有剩餘價值。當中國民主潮流擋不住，民運的火炬逐漸靠近中南海之際，為什麼台灣本土政黨人士卻有不少背叛其支持者，爭先恐後地向中國靠攏？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第五、哲學家一致認為，人不但是經濟的動物，也是精神的動物。當經濟上的追求逐漸滿足的時候，人的精神慾望便開始萌芽壯大。此精神慾望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尊嚴等慾望的滿足。這就是由經濟的層次進入文化與政治的層次。是故，經濟的起飛，其後續的發展便是追求文化與政治，亦即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尊嚴。歐美國家首開爭自由、爭民主之列，如美國獨立革命(1776年)以及法國大革命(1789年)。二次大戰後，全球各地蜂湧打倒獨裁體制，紛紛建立民主體制的國家。又如近年北非以及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人民起義推翻獨裁政權。這些例子在在顯示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尊嚴儼然成為普世價值。
第六、在台灣，關心台灣前途人士本來就不多，現在力量又好像一直相互抵消。有「台獨派」、「建州派」、「日屬美佔派」、「永久中立派」、「親共派」等等，莫衷一是。應知政治上「分則弱、合則強」的道理。台灣沒有被中國各個擊破的本錢。筆者呼籲台灣各個政治派別，包括民進黨在內，應將力量的整合列為優先考慮。
第七、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倘若內政修明，外交則馬到成功；倘若內政烏煙瘴氣，再好的外交手段，終必事倍功半。二十世紀後半，世界政治潮流迅速地跨入美國式的民主大時代。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年裡，在李登輝總統執政期間，台灣政權和平轉移成功。因此，台灣可以驕傲地對其他獨裁地區推銷「民主奇蹟」。二十年過去了，呈現在台灣各角落的，僅僅是民主的糖衣。因為我們所見所聞的，不過是目無法紀的自由亂言，盛行買票又「偷吃步」的選舉文化，以及雙重標準的司法裁判。這些民主糖衣令渴望民主的善良台灣人民望眼欲穿、徹底失望。台灣的「民主奇蹟」應該努力結束這種糖衣式的民主騙局，立刻深化民主，昇華民主。自由必定是負責任的，即是在法律約束之下不侵犯他人自由，其自由才是真實的自由；選舉必定是公正又公平，選舉過後，必要時會依法取締以「偷吃步」令正直候選人落選的奸詐手段；司法裁判更要一元化，不是本土意識人士犯法必嚴辦，親中人士犯法閉目不辦。再說，教育務必改革。兒童從小灌輸民主習慣，一旦成人，能夠在社會中成為負責任的民主公民。經過此一徹底改革之後，台灣的內政必修明，外交工作當然事半功倍。
第八、至於更長遠的台灣，聯合國已經暗示我們，解決二次大戰餘留殖民地的最佳模式是聯合國憲章所揭示原則，即通過公民投票「住民自決原則(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eople through Plebiscite)」，此原則也是故郭雨新先生所堅持解決台灣問題的底線。「住民自決原則」便是確認台灣一直懸而未定的法理地位。「住民自決原則」便是在聯合國監督下，給予台灣人民每一個人遵照自己的良心、良知與意願，自由投票決定台灣的法理地位。台灣是日本戰敗(1945年)遺留下的殖民地。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和約」裡放棄對台灣的領有權。因此，解決台灣的法理地位，最適宜依據聯合國憲章的「住民自決原則」。筆者贊成用此原則一勞永逸地解決台灣的歸屬。哪怕是獨立、哪怕是維持現狀、哪怕是永久中立、哪怕是併入美國、哪怕是併入日本，這種選擇是最公平的民意選擇，我們只能接受。這時間是再等待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筆者不知。我們過去耐心地等了很久，難道在美國保護傘下的美國世紀裡，我們不能再等待下去嗎？至於台美關係的另一方──美國，無論民主黨執政或是共和黨執政，我們都不用害怕。依我的直覺與判斷，我相信時間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第九、台灣這塊美麗島，位於台灣海峽列強(包括中國、美國、日本)海上交通要衝。為求台灣長治久安，台灣人民各個要存危機意識，時刻提高警覺、萬眾一心、同步自保，跟他們生存的土地產生「生命共同體」。關於此一力量的產生，筆者建議各位朋友人手一冊張文隆編著的「台灣民主之父─郭雨新評傳」，效法郭雨新先生熱愛台灣，一生犧牲奉獻的崇高心志與努力。依筆者跟隨郭雨新八年之久，直到他上天國之日，深深佩服他大丈夫般的智慧、胸懷與奉獻。即他晚年在美國為台灣安全以及廣大同胞的幸福，不為富貴所淫、不為貧賤所移、不為威武所屈。其所展現大丈夫般的高貴政治道德情操，正是吾們後輩為確保台灣代代永續生存最佳的典範。唯吾人關心台灣前途不可只引上例學習政治智慧為滿足，更要學習海內外猶太人的生存模式。他們積極借助海外同胞從小培養對母國的堅定認同。海外猶太人平時從事民間外交，當國內生存告急，僑民必定動員起來，以全部人力、物力和公關投入於保護母國度過危機。
第十、從事台美外交最後一個極重要的層面，極神聖的任務乃爭取位於紐約之聯合國的支持。二次大戰結束，通過聯合國架構，世界頓時進入共存、共榮、共保的安全保障新時代。1971年，蔣介石政權被聯合國逐出其席位。從此，聯合國不再承認位於台北的國民黨政權，轉而承認位於北京的共產政權。未來台灣欲通過聯合國體系保障其安全，只好以新會員國方式申請加入，而其成功機率一般不看好。因為北京的中國握有安全理事會的否決權，而北京不惜使用否決權以否決台灣的入會申請。姑且不論北京是否能對此擁有否決權，就算中國擁有，但聯合國本質是國際正義，亦即集體性政治良心。具有否決權的中國，一如往昔可能會不斷阻撓台灣的入會申請。面對中國反正義的阻撓，台灣人民應該團結，利用不同管道訴請聯合國提出政治良心，伸張正義。筆者深信，台灣人民的善心、愛心、耐心以及恆心，總有一天會感動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將來中國與其被多數聯合國會員國孤立無援，倒不如現在就伸出友愛的雙手，主動地邀請台灣入會，並終止台灣海峽兩岸間的敵視，進一步確保台灣海峽以及台灣本島的永續和平，兩全其美。只要永續和平尚未實現，從事台美外交的神聖任務就沒有鬆懈的一天。當永續和平的日子來臨，我們才能驕傲地相互祝賀台灣人「出頭天」了。
四、結論
總結來說，「維持現狀」而不必變更現狀，是現階段最佳的外交策略，也就是親善美國，這才是確保台灣生存之道。台灣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其生存極大部分必須仰賴靈活的外交。做外交，務必培養豐富的外交知識與外交智慧。如要成為一個傑出的外交人員，平時必須修練自己，充實五力(毅力、智力、體力、心力與群力)。
信史以來，台灣一直處於強權必爭的海上要衝。有人因此比喻台灣是一艘飄浮在東北亞海面，永遠不會沉下的航空母艦。今後，我們若要把確保台美外交列為第一優先，台灣人民必須從小就灌輸共生存、共患難的危機意識，亦即跟此艘大船以及船上乘客共存亡的一體感。這就是「生命共同體」的主要內涵。預期此意識的產生，以及為確保這艘大船永遠屹立，船上的乘客，尤其是具有本土意識的台灣人，必須調整其傳統的生存模式，即由一貫過去式的經濟取向，從今以後轉入未來式的政治取向。其實經濟取向是殖民地上被殖民者因生存的無奈，只好如此選擇的自保方式。台灣已經進入民主的時代了，我們必須突破此層文化與政治禁忌。
台灣是移民者或流亡者的樂土。今天台灣人的族群，至少包括最早到來的南島系人，其次是唐山人、日本人、歐洲人、與美洲人。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內戰，敗戰的一方，有一百多萬人跟隨他們的領導者蔣介石逃亡來台。這就使原來已經多元的台灣人族群更加多元。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需要、留學的動機、或政治的壓迫等原因，由台灣上移出國外的移民不斷增加中。他們在國外落地生根，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實力。若能將此經濟實力導入文化以及政治層次，跟台灣母國取得密切的互動，相信必能貢獻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政治安定、以及疆土安全。此模式如眾所知，以猶太人、猶太民族做得最好、最徹底、最成功。在國外落地生根的猶太人，其嬰兒一出生，父母立刻灌輸猶太意識，亦即認同母國。小孩長大後，此意識自然昇華為熱愛母國的政治力量。他們平時參與母國以色列的民間外交，當母國告急，海外僑民便總動員起來。此模式極值得台灣人學習。台灣政府必須借重散居全球而日益壯大的海外台僑社區力量，導入發展母國經濟，協助母國推展外交，幫助母國守土衛民。
由於科技、資訊的日新月異，又由於新式武器不斷提高破壞性威力，今天的世界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自足、可以自保。在此背景之下，聯合國的誕生，正可提供近兩百個會員國以共生、共榮、共保的機會。台灣必須加入聯合國，從中運作，以求生存，此乃不爭的需要。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此一可敬的團體雖一再努力，可惜其成果有限。考其癥結，在於中國從中阻撓。吾人不能因為困難重重而中斷努力或萌生放棄的念頭。台灣人民加入聯合國的善心、愛心、耐心以及恆心，終必能夠喚起聯合國會員國的良心以及良知，致使中國繼續阻撓不再可能。「人在做，天在看。」只要本著「自助、人助、天助」的行動模式繼續耕耘下去，終必有一天，讓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美夢成真。
不論如何，我們要加強台美外交，而且繼續加強。直到有一天時機成熟，台灣的法理地位，便可依據聯合國揭示「住民自決原則」，在聯合國監督下，給予台灣人民每一個人遵照自己的意願，自由投票決定台灣的法理地位，一勞永逸解決台灣的歸屬。只要美國不離開台灣，時間對我們，特別是本土的台灣人，是有利的，至於台美關係的另一方──美國，無論民主黨執政或是共和黨執政，我們都不用害怕。我們可以再耐心等待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於三十年。
在結束本文以前，筆者鄭重建議各級公民教育課程灌輸外交知識與智慧，大眾媒體尤其經常提供外交問題的討論，養成台灣人民對此重要生存領域的關注。他方面，以國家資源支持頂尖青年獻身於外交工作。如此，台灣人民外交上應付能力自然加強，亦即就外交上困境而言，人人皆兵。這就是猶太人生存的模式。這也是台灣人生存應該學習的最佳模式。最後筆者願以本文跟各位同志朋友共勉，大家手牽手、心連心，繼續向前，為更美好的台灣奮鬥不懈，直到「出頭天」。
台灣法理地位之我觀
王能祥(2013年2月於華府)
美國不預期，也不會放棄台灣。美國要繼續常駐台灣。而此常駐，符合美國長久利益，同時也符合台灣長久利益。
1965年我踏上美洲大陸尋求美國夢。48年來(1965~2013)，除了求學就業外，我一直從事台灣民間外交。在這期間，台灣法理地位(de jure status of Taiwan)的問題，在我心頭，時而火熱，時而冰冷。所以「冰冷」，因為看到坊間國際法學者多數從開羅會議說起，然後一步步引用傳統的國際慣例，以及國際法律，例如：強權即真理，又如「先佔」原則，要不然就是用戰勝國如何懲罰、分贓、處分戰利品的原理、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從『近代歐洲帝國主義者向全球“未開化”地區侵略和利益輸送，所確立的法律原理原則，強迫被侵略、被侵占之受害者就範，所訂的“和平條約”』來分析、推論，解決台灣法理地位的主要依據。」彷彿被割分的台灣，其土地上只有客體(土地)，其主體(即台灣二千三百萬島民)沒有生靈生存一般。這就是「萬國公法」，這就是國際法「權威」的多數意見。
所以「火熱」，因為發現威爾遜十四條(1918年，美國威爾遜總統(President Woodrow Wilson)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後新秩序的建立，而提出14條解決方案)，其中，特別提出「民族自決原則」，適用於戰敗國奧匈帝國的分子國，使其紛紛獨立。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更於1960年將「住民自決原則(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eoples)」納入聯合國憲章，使其位階等同於「天賦人權(Human Rights)」。這就令過去極多歐洲強權的殖民地，包括：中東、近東、遠東，以及非洲其他地區在內，紛紛獨立起來。這就是今天世界的新秩序。這可以令台灣人民借鏡來要求，未來人民自決天賦權利，應該在聯合國監督下，適用於解決台灣的法理地位。
1979年美國國會舉行「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聽證會，我為該聽證會所草擬「台灣人民要求自決與獨立(The People of Taiwan Demand Self-Determination and Independence)」一文(見「前進DC國會外交開拓者──王能祥八十回憶暨台灣前途文集」一書，420頁到442頁)，就特別提到自決原則應適用於未來台灣法理地位的解決。我在該文之中有關自決原則的適用，提出：
(1) 未來台灣法理地位的解決，僅可由台灣人根據自決原則來解決。(The future of Taiwan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al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2) 我們認定「土地是為人類而存在，不是人類為土地而存在」。(We believe that land is for people, not vice
versa)
(3) 「台灣屬於中國」的言論，毫無根據。(It is totally groundless to assert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自從那次向美國國會提出台灣人立場之後，我更加努力，從台灣島上生靈無助、呻吟、哀嚎，要求有尊嚴地在此土地上代代生存的角度，去繼續為故鄉同胞及其子孫的安全、安定、以及幸福，向前直跑。過去30多年的日子(1979年到現在)，我不敢自誇對台灣前途曾經有過滿意的努力，不過我可以直言，我盡力而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來自第三世界(包括來自台灣)的國際法學者，因為他們接觸到的教科書，千篇一律都是從近代國際慣例逐漸形成國際法律，從這一演變觀點去研究，並進而推出結論。而此研究，起始於歐洲人為擴充海權與陸權，自15世紀向非洲發展(如葡萄牙)或向美洲發展(如西班牙)，每到一地區視若沒有生靈，一旦佔領一片土地，便在該土地上立碑表示「某國軍隊某年某月某日到此」。將這碑文換成國際慣例，便是所謂「先佔」原則。1494年教皇甚至介入葡(葡萄牙)、西(西班牙)兩造先佔之爭，發布勒令：Cape Verde島以西歸西班牙所有，以東歸葡萄牙所有。這就使得廣大非洲的利益通通予葡萄牙，廣大的拉丁美洲予西班牙(巴西除外，因巴西一直為葡萄牙所有)。當國際法鼻祖，荷蘭籍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於1625年發表其創始論說戰爭與和平法時，荷蘭是當時歐洲最大海權國家。而後的歐洲人不斷向北美洲、印尼、印度、中東、近東、遠東爭取殖民地。他們之間利益的均沾、輸送、分贓更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規範，使侵略國利益者之間互相尊重，而不斷訂定「和平條約」。這就是國際法主要的由來。這也是一次大戰以前，歐洲白色人種之間「文明」的主要文獻依據。當非白色人種學者研究此種文獻，極容易陷入白色人種預設埋下的法律陷阱，而津津樂道，其結果反而是替白色人種解圍解套。台灣島上的先祖以及當代的台灣人，都是上述歐洲人網中的獵物。過去人類歷史中，網中獵物毫無人權可言。此時期，「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觀念根深蒂固。
1776年一群生存在現今美國東岸英國殖民地住民，派出他們的代表聚集費城(Philadelphia)開會。經過幾天的掙扎後，這些殖民地代表突然發現，他們再也不願承認自己為英國人。從那一刻覺醒之後，他們是新土地的主人翁，他們是美國人！！！這是殖民地上住民覺醒的先驅。這種意識，之後在美國繼續生根發芽。威爾遜總統於二十世紀初葉，更進一步主張，這不但是美國人的立國精神，這也是世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人權。因此，提出震撼全球的十四條。及至1960年，這一自決原則，更由聯合國納入憲章，其位階更進一步，接受聯合國憲章的保護。第三世界任何研究國際法律的學者，忽視這一人權歷史的巨大演變，都會推出偏離第三世界各地區紛紛獨立之史實的結論。
台灣人民，哪一人不知道，自古以來，我們的先祖一直充當列強宰割獵物或分贓的籌碼。研究台灣法理地位的學者，如果不從台灣島上無助、呻吟、哀嚎生靈的角度深入體會島民的感情，其研究極可能成為強權為外來侵略者的利益辯護。不少熱愛台灣的先知先覺者，冒著生命危險，大聲喊出：「台灣是台灣人的(Taiwan is for Taiwanese)」，這一確信，只有從深刻同情(empathy)被殖民者、被分贓者的苦難(sufferings)之中去追尋，方能掌握絕大多數本土台灣人的心聲(aspirations)、願景(vision)與感情(feelings)。這就說明了，就第三世界被害民族，包括本土台灣人在內，出發的國際問題研究，其立論的假設，絕不可以從權威國際著作裏去原文照抄。適得其反，其追求模式，就是反正統、反權威，就是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Movement)的一環。
台灣一直受強國以皮球方式一強踢給另一強，在更長遠的歷史不說，至少從1624年以來，過去四百年之中，台灣島上有過六度易主──荷蘭、西班牙、明鄭、大清、日本，以迄中華民國。鑑於中華民國的統治基礎，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盟軍占領下的民政委託。68年以來，中華民國在台灣一直不願亦不能結束其佔領是悖情極深的反常事實。因此，不但統治的事實基礎日益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否定，更遑論其法理基礎了。
台灣地位最接近的合法基礎，應該是1895年由大清帝國割讓給大日本帝國，而其正式國際文獻便是「下關條約(或稱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1945年日本於二次大戰吃了敗戰，日本天皇於同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向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宣布無條件投降。投降後的新國際秩序，在美國主導之下，由49個交戰國於1951年在美國的舊金山市簽訂「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此和約令日本對有關當時由殖民地升格成日本領土之一部分尚不滿四年的台灣，作出明確的讓步（註：台灣原為日本殖民地，於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升格為日本領土一部份）。此讓步就是「日本放棄對台灣以及澎湖一切權利、稱號、以及主張(英文原文為：”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該條約裡，遍尋不到台灣歸屬的明確約定。
顯然地，起草此多邊條約的美國，故意留下一個伏筆，那就是：「將來時機成熟，讓島上住民遵照聯合國憲章的住民自決原則(或人權)進行公民投票，以求一勞永逸地予以解決。」此日子一再拖延，嗣後的國際局勢又一直令美國擔心，萬一台灣人民政治判斷能力不夠成熟，包括被有心的外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操縱、收買、左右，以至於投票結果違反台灣人民長久利益，則負責此一設計的美國必定承受不起世人詬病：「美國出賣了台灣！」這個臆測最能代表主流意見。筆者也贊成這種論點。這就是為什麼台灣法理地位的解決，一再延宕。如今已拖了62年(1951~2013)，仍然未見短期之中舉行公民投票的可能。
所謂一直令美國擔心者，便是冷戰(The Cold War)的結束，以及中國的崛起。中國一直對世界宣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要解放台灣(其實是併吞台灣)，其意志甚堅。一旦台灣被中國解放，美國自1945年積極經營台灣的成本，便血本無歸。所謂美國經營台灣者，包括50億美元經濟及軍事援助、美軍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MAAG)、在聯合國「中國席位」攻防戰為蔣政權撐腰、第七艦隊(U.S. Seventh Fleet)免費保護、制定台灣關係法(每年單獨撥出兩萬名移民配額給台灣，護照免簽證等)。以及包括最近租借內湖一塊土地99年(並得以續租第二次99年的規定)用以新建軍事基地等等。以上種種一連串動作，致使筆者斷定美國不預期也不會放棄台灣。可是台灣人民倘若以明確意思表達，例如公民投票(Plebiscite or Referendum)方式，表示不再歡迎美國的保護，而引入中國，美國也非永駐台灣不可。再說，倘若台灣的當政者沒有正當理由，卻也時常跟美國作對，成為不聽話的頑童，我怕美國也會對台灣施加壓力，甚至於以放棄台灣相脅。這就讓台灣執政者必須權衡自行其是而離開美國的保護，其後果是否承擔得了。菲律賓就是一度反美情緒高漲，終於美國撤離菲律賓。不過菲律賓深知沒有自行其是的本錢，而回頭接受美國的保護。未來的台灣呢？筆者建議慎思而後行。最好如日本，又如德國，儘管一度與美國是世仇，卻寧願盡棄前嫌，跟美國結盟，以換取領土的安全、經濟的安定以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就空間的觀察，今日的世界，是美國的全盛時代。就時間著眼，今日的世紀，也是美國的世紀。英語、美語的普世化，尤甚於百年前帝國主義時代的法語與德語，尤甚於大航海時代(15世紀到17世紀)的西班牙語，及尤甚於千年前的拉丁語。筆者2005年回國時，受邀參觀一所幼稚園，發現天真無邪的小朋友，都在熱心學習ABC。而筆者那個時代，不知有沒有人提早於小學期間就開始學ABC的？過去日本人學英語，一直帶著濃厚的日本口音。過去德國人、法國人更不屑學習英語，即使會講，也盡量不說英語。又如香港人，除了上流階級使用英語之外，居民一律使用粵語。最近幾年，我的次子(王唯義)經常出國旅行，因為他在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位於德州)的同學都相繼結婚，於是他到世界各地去參加同學的婚禮，包括：法國、德國、南美、日本、菲律賓、香港和台灣等。我問他會說幾國語言，說得流利否？每到一處如何跟當地人溝通？他說，現在世界各國的青少年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不是英國腔，就是美國腔。又說汽車司機、導遊更是十足英語。即使到小餐館點菜，英語也通行無阻。我在美國華府開設會計師事務所，從很多來自中國的客戶中得知，今天的中國，小孩也是自小學習英語。這就證實了一點，親善美國，在語言溝通上，越來越無障礙。雖然對於老一輩而言，也許口語溝通上有點吃力，因他們學習英語時年齡上有點晚，但他們善於用筆溝通，這一點不輸給年青人。
最近美國歐巴馬總統和國防部長相繼正式對外宣布，今後美國的國防部署將把重心移到太平洋。他們早已在台灣購買土地或在內湖承租土地，當作軍事基地。在在證明，此佈署不但及於日本、韓國、菲律賓，必定也及於台灣──你、我出生長大之地。去年筆者回國兩週，密集和關心台灣前途之士交換意見，發現志在配合美國國防新動作而提出台灣法理問題解決的新構想的藍圖，如雨後春筍。有台獨派、親美派(建州派)、親日又親美派(日屬美佔派)、維持現狀派、永久中立派，又有親中派。莫衷一是。這種提出具體藍圖的政治關心，是極可喜的現象。台灣法理問題瞬間由幕後推到檯面來。筆者認為此種關心，不只於在學者之間發酵，在這人人一票價值相同的民主時代，一般小市民也不可逃避決定台灣命運這一極嚴肅的課題。因為台灣法理問題極有可能以公民投票方式，促使所有台灣人民公開意見表示。既然這一意見表示的機會遲早總會來臨，不如未雨綢繆，做好一切心理準備，屆時用腦(brain)，也用心(heart)去表達各自的心聲意願。這就是筆者一直主張有關台灣前途、台灣命運的公民投票，必定嚴守「良知、良心、以及自由意願」的模式，各人神聖投下最寶貴的一票。
所謂「良知、良心、以及自由意願」的模式分述如下：
(1) 良知(Reason)。良知就是不容猶豫、出之智慧之表達。所謂「不容猶豫」便是不讓投票者有躊躇的時間與空間，而必須當機立斷。所謂「出之智慧」便是在某一時空，出之理智，最合宜的意思表示。
(2) 良心(Conscience)。良心就是在內心的深處所隱藏，發出天性的愛心。最能表達良心的，莫高於人類的母親。母親疼愛子女，絕無回報的期待。這種沒有回報的大愛，應該就是台灣最終命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3) 自由意願(Free Will)。自由意願就是不受任何外力的左右，單憑自己的判斷，做出頂天立地，上不負天、下不背民的意思表示。
有了以上的意思表達，台灣的前途必定更美善。這也能結束台灣代代被強權私相授受利益輸送的住民不幸。至於研究此法理問題的台灣學者，如本文處處強調，既是為受害族群的悲慘而思考，其學理及實踐的思考必定同時推理及心。了解台灣人民的苦難、悲慘與無助，而後思考解決之道。這才是確保台灣同胞以及其子孫幸福前途最合宜的法律保證。
最後，筆者擬就時下檯面上不同解決台灣法理藍圖之中，圈點筆者最屬意的藍圖。在尚未圈點此藍圖以前，筆者應該進一步評敘21世紀世界局勢的現況，以及預測未來一百年。
二次大戰之後，世界立刻以因美國對抗蘇聯共產集團，而進入冷戰時代，期間長達45年(1945~1990)。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包括眾多歐洲的基督教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北美洲的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洲與紐西蘭。此集團自稱為「自由世界(Free World)」。另方面，以蘇聯為首的集團，世稱「共產集團(Communist Bloc)」，其成員除了未解體以前的蘇聯，還有東歐各國，另外還包括：東德、古巴、北韓、北越，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共產集團以高壓、人治手段控制集團分子國表面的向心；自由世界則以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號召，取得分子國實質的和諧。歷史證明，高壓、人治終將敵不過自由、民主與人權。共產集團於1990年完全瓦解。瓦解後，共產集團成員紛紛放棄高壓、人治的手段，改採取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經濟上，也放棄共產主義，學習美國的資本主義。如今，在國內依然用高壓、人治者，只剩下古巴、北韓以及中國。不過，這些僅存國家，他們在經濟上也逐漸放棄共產主義路線，改採資本主義路線。
改採資本主義路線的中國，經濟上則提供廉價勞動市場，歡迎各國進入中國投資，共同發展中國的經濟。而最先進入中國的，便是同文同種的台灣商人。他們把目光盯在13億人口的商機上，認為一人買一支牙刷，台灣就富國強兵了。因此「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頃刻之間變成以台商做先鋒的經濟先進部隊。窮怕了的中國人為求生存，本能上必人人學習「偷吃步」。共產主義的政治模式，更要統治集團相互間，以及對付非統治集團，以「偷吃步」明爭暗鬥。前中國領導人劉少奇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幫」、胡耀邦主席等等，都不幸做為共產主義統治模式的犧牲者。另一方面，全面開放勞力市場，吸引外資共同開發中國經濟的手法，令中國經濟起飛。
一貫沐浴於基督教倫理道德的西方文明國家，當其面對中國的「偷吃步」，絕對難以了解中國人謊言的可怕(欲知中國人謊言的可怕，請參考「紅朝謊言錄」，2004年博大出版社出版，或參考吳思的「潛規則」)。那些同文同種的台商也甘心落入他們設下的陷阱，終於成為欲哭無淚的呆胞(欲知中國政權如何偽善台灣，請詳閱高為邦著「投資中國你必須知道的陷阱」，台灣投資中國受害者協會出版)。中國人，尤其是高幹子弟，都富了；相對地，進入中國的西方商人或台商，都窮了。這就是目光轉向中國市場的外商，他們的「經濟取向」終必敗在中國的「政治取向」。
美國人已經覺醒。美國總統甚至於由過去四年交往(Engagement)路線，今後改採對抗(Confrontation)策略。不久之前，歐巴馬總統所以宣佈對中國圍堵政策，而把今後國防重心移到太平洋，就是吃到中共一而再政治欺騙之虧的覺醒表現。因此，當靠菲律賓沿海的無人小島，菲律賓與中國爭端迭起，又當台灣近海釣魚台島，日本與中國發生爭端時，美國不怕中國武力要脅，明確採取反中立場。至於美國對台灣與中國之間所採取立場，台灣人似乎慣常以「知識取向」代替「智慧取向」，單憑知識，立即從表面發表的立場去分析，而不是從深藏的動機與意圖去洞察。這就使美國有時候對台灣政界人士啼笑皆非。黃信介先生於1975年來華府訪問筆者之時，他一針見血道出：「政治的定義就是：可以做的不可說；不可做可以說。」偏偏台灣多數政治學者常常在文字遊戲之中去打滾，而做出似是而非的錯誤結論。美國在台灣已經投入巨大政治的資本。美國總希望有一天回收。這一回收，就是常駐台灣，而內湖軍事基地的租借，就是代表美國決心常駐台灣最好的證明。
在這更早以前，台灣關係法(1979年)的制定，就已經明確向中國宣稱，上海公報不再是美國、中國、台灣三角關係的主要依據，美國已經對台灣有國內法的承諾。這承諾，及於經濟、文化、又及於國防。將來美台之間如何演變，維持以台灣關係法頒布以來的現狀呢？亦或是創造另類的新關係？如果維持現狀，台灣依然在美國第七艦隊保護傘下，享受嚇阻中國犯台的軍事力量。若非維持現狀，而打破這一架構，美國可能對台灣提升外交的層次。但相反地，可能減少國防的保護。「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然而，是否也可能是焉知非「禍」？台灣人必須在台灣海峽三大國家(中國、美國、日本)之間的交通要衝，以及他們政治矛盾之中，時刻做出智慧的明辨，而非知識的胡思，更非感情用事。
總括上述，筆者認為美國有意繼續常駐台灣，而此常駐，可能長達一百年到兩百年，也可能更久。此舉不但符合美國長期的戰略利益，同時也符合台灣長期的疆土安全，以及其他重大利益。既如此，只要美國不離開台灣，時間是站在台灣人這一邊。然則，台灣人不必急於要求美國對於台灣法理地位儘早表態。維持美台關係的現狀，就是符合台灣短期，同時又是長期的利益。這一洞察，這一明辨，就是筆者長期從事民間外交的政治心得，也是筆者長期觀察台灣法理地位不斷演變的邏輯思考。願各位深思。願各位一旦必須行使住民自決權利時，依此判斷及解讀，做出符合良知、良心、又符合自己意願與台灣子孫長期幸福的抉擇，投下最神聖的一票。最後，天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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